科技辞书与基础科研工作是一样的，它就像一座建筑的地基，不管楼面如何设计、翻新，基础必须夯实。

　　走进科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科技辞书专家周明鉴的书房，人立刻被衬得特别小。不大的书房里，几面墙上立满高高的书柜，几百部各类别、各语种的辞书挤得满满当当，以至于书柜需要特别加固，才能承受住这些大部头的重量。

　　周明鉴的书桌被安置在书柜尽头的一角，桌上除了常用的几本辞书和电脑外，还有三四个放大镜。对于80多岁的周明鉴来说。字典上的字已经太小了。

　　9月28日，第四届中国辞书学会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在河南漯河颁发，获奖的周明鉴没有到现场。但在这一方用辞书堆砌的小天地里，他的工作却一日也没有停过。

　　1978年，周明鉴从煤炭系统进入科学出版社，成为了一名图书编辑，自此与科技辞书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

　　后来，周明鉴担任了《综合英汉科技大词典》《中华科学技术大辞典/数理化卷》主编、《两岸科技常用词典》副主编，参与《辞海》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新华字典》第10~11版、《新华词典》第2版、《新时代汉英大词典》第2版、《汉法大词典》《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8版等词典中科技词条审定工作，并多次参加辞书评奖和质量检查工作。这让他以参与者的身份见证和审视着国内科技辞书几十年来的发展。

　　与科技辞书的结缘，开始于一个编辑主业之外的任务。当时，科学出版社正在准备翻译出版《科学技术百科全书》，其中“煤”和“石油”两个词条没人审读。地质学出身的周明鉴就被临时叫来救场。周明鉴一看，这两个词条的翻译错误百出，于是给重新翻译了一次。

　　此后，周明鉴组织翻译了三部大型沉积学专著的选题。作为一个新兴学科领域，关于沉积学的专业术语在当时的词典中难以查到。怎么办？周明鉴告诉译者：“先不要翻译正文，先把这三本书后面的词汇表译出来。”然后，他又找了十几本已经出版的沉积学专著后面的词汇表，一共收集了3000多个词，做了一本词汇表，每个词都列出不同书中的译名，并提出了建议采用的译名。经过反复征求意见，形成这些词的统一译名，然后才开始正文的翻译。于是这三本书中所有术语的译名都是一致的，近三百万字的三本书得以顺利发稿、出版。这个词表就附在最先出版的《古流和盆地分析》后面。后来一位专家说：“就冲这个词汇表，这本书就值得买了。”

　　1987年，周明鉴作为科学出版社词典室主任，正式负责科技辞书编纂工作。1988年，在第二届全国辞书规划会议上，周明鉴应邀作大会发言。他在发言中反思了科学出版社辞书编辑工作存在的八个方面的问题：范围不清、偏多偏杂；级别不一、系统性差；新词不多、废词不少；不问正误、照收照抄；不明原意、硬译直译；前后左右、互不呼应；核对不细、检查不严；忽视规定、疏略标准等。

　　遗憾的是，30年前周明鉴指出的这些问题，在如今畅销的各类科技词典中，仍然随处可见。

　　辞书是以字条、词条条目为单元，按一定的方式编排和检索的工具书，是字典、词典和百科全书的统称。科技辞书是辞书中的一大家族，具有鲜明的特点：涉及学科多、领域广、知识更新速度快；涉及国家标准和规范较多；涉及科技名词术语多，规范化任务重；涉及外文的文种及内容多；公式、符号多，且形式及变化多；图表多；地名、人名多（尤其是国外的）。这给科技辞书编纂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在历次评奖中，专科词典（含科技词典和社科词典，前者占多数）的参评数都在一半以上。但淘汰率却是最高的，其中原因值得关注。

　　周明鉴认为，与通常长年从事语文词典和双语词典编纂工作的编者不同，多数科技出版社、科技编辑及科技人员从事科技辞书编纂都只是短期任务。所以精通辞书学理论的很少。这是当前科技辞书质量普遍堪忧的一个重要原因。“辞书学是一门专门的学问，辞书编纂有很多清规戒律，一不小心就会出问题。不在辞书学理论指导下，是很难编成精品辞书的。”

　　“比如，辞书编纂有封闭的原则。”周明鉴举例说，“也就是，下定义要用已知概念去解释一个词目。某词典将花岗岩解释为是一种深成的结晶岩，由石英、长石、云母、角闪石、辉石组成。说法没错，是从教科书里抄来的，但问题是同一部词典里没有对深成岩、结晶岩、石英、长石、云母、角闪石、辉石等概念的解释。用一大堆未知概念去解释另一个未知概念，对于专业人士来说，可能不成问题，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可就看不懂了。”

　　在周明鉴看来，科技辞书编纂还有一个问题，科技人员的语文水平一般不如语文辞书的编者。辞书是一种要求在有限的篇幅中容纳尽可能多信息的工具书，所以其文字要求与专著、论文不同，对文体有特殊要求。辞书界前辈徐庆凯专门著文论述了编辞书时应采用文体的“辞书体八项要求”。上海辞书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巢峰在主持《辞海》修订时要求释文要做到“多一字则长，少一字则短”，要求词条写得要“像电报一样精练，像法律一样精确”。

　　“所以，科技辞书的编者及编辑都必须加强语文知识的学习，提高文字水平。”周明鉴说。

　　“辞书是国家文化建设事业的基础性工程，它涉及所有学科、所有领域，辞书做不好，贻害匪浅。词典之所以叫典，是因为要起规范作用的，人们称词典是 不说话的老师没有围墙的大学。”周明鉴感叹说，“所以辞书编纂要求态度十分严谨，要求有一丝不苟、字斟句酌、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也是现在常说的工匠精神。”

　　科技辞书编纂中的艰辛也许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马静就是其中一位。

　　从1990年到2000年，马静用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部《中国茶叶大辞典》（以下简称《茶典》）的编辑工作，这是中国首部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型茶学工具书。2001年，该辞典获得了国家辞书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如今，《茶典》已经是第10次印刷，显示出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但当时编纂这部辞典时，马静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由于辞书编纂周期长、投入大、难度高、见效慢，在经济效益优先、追求短平快的氛围下，辞书编纂很难得到重视，更面临重重阻力。

　　但马静相信，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的。与200多位茶学专家合作的《茶典》是个大工程。“当时我就想，我要像蜗牛一样，不管外面情况怎样，就在壳里潜心做自己的事情，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马静说。

　　做辞书需要细致繁复的工艺流程。“《中国茶叶大辞典》仅最后两年的流程就已达60多道。全书共有20个分部，也就是1200多道工序。”马静向记者展示当年的工艺流程表，两米多长的流程表上写满工作任务、日期和负责人姓名。

　　在马静看来，近年来，浮躁风气和经济效益至上的理念仍然严重影响着当前科技辞书的发展。“坐冷板凳，固然需要个人的自觉自愿，但更重要的是，要从机制上解决问题，为那些甘于坐冷板凳的科技辞书工作者创造更好的条件。”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