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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批成为“新效果理论”的模式或假说，其中包括美国学者麦库姆斯和肖的“议程设置功能”假说，德国学者诺埃尔-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假说，美国学者格博纳的“培养分析”假说，美国学者蒂奇诺等人的“知识格差”假说，英国学者霍尔的“编码与译码”研究等等。这些模式或假说的主题、内容各不相同，但是有几个共同点：①研究的焦点集中于探索大众传播的综合的、长期的、宏观的社会效果；②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强调大众传播影响的有力性；③它们探讨的问题都与社会高度信息化的现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70年代后期以来，新效果理论在各国传播学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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