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曾经有这样一所特殊的学校，毕业的3882名学生里面，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以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它就是在抗日战争炮火洗礼中成长起来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下文简称“西南联大”）。

　　近日，历史题材纪录片《西南联大》展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良知和担当意识，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力量。网友纷纷留言评论，“这才是中国精神”，“学者之风骨，国家之脊梁”。

　　纪录片以杜甫《旅夜书怀》开篇，“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这首诗以辽阔的平野、浩荡的大江、灿烂的星月景象，反衬诗人在旅途老年多病、漂泊无依的凄怆心境。

　　以古喻今，为了躲避战火，当时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学校在1937年9月10日迁往长沙，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学校为了躲避日军轰炸，又由长沙迁入昆明，并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从1938年5月4日开课到1946年7月31日结束，这所在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大学，虽然只存在了短短8年，却留下了“短暂但辉煌”的历史。

　　师生从象牙塔中走出，冒着生命危险，穿越一道道火线，跨越湘、黔、滇三个省份，行程三千多里，只是为了在中国找到一张安静的课桌。

　　“同无妨异，异不害同，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三所学校的历史和学风各异，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让”，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退”，西南联大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为主校长。

　　素有“寡言君子”之称的梅贻琦，在三位校长中年纪最小，固“担责任之最重也”。从1938年到1946年，西南联大在这种雍容和睦的氛围中维系着中国教育的文化传承，也成为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那个战火连天的时代，昆明不是世外桃源。西南联大师生在炸弹的轰击、生活的穷苦、疾病的威胁多重困难下，坚守风骨，儒雅温恭，激荡人心。

　　汪曾祺《跑警报》曾描写了这样一件事。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雷海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上次的课讲到哪里。有一次雷先生问学生，学生回答道：“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有时候跑警报，哲学教授金岳霖还边跑边写。有一次，敌机投下的炸弹就在金岳霖的附近爆炸。那次金岳霖比较幸运，他和他的手稿都安然无恙。

　　西南联大师生的生活环境也很艰苦。宿舍是建在坟地里的茅草屋，几十个人同住在一屋，臭虫咬得人夜不能寐。食堂的饭被戏称为“八宝饭”，包含了红米、稗子、谷子、麸皮、石头子、老鼠屎。

　　“中国现代教学之父”华罗庚的住处就是搭在猪圈牛圈顶上堆草料的棚子。华罗庚在自述中说：“食于斯，寝于斯，读书于斯，做研究于斯。那时，我的身份是清高教授。呜呼，清则有之，清者清汤之清，而高则未也。”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卖光了所有值钱家当，一部分用以置办学校。然而他自己一家人在昆明的生活日渐拮据，梅贻琦的夫人要上街摆摊卖米糕补贴家用，有时梅校长自己也要帮着出摊。

　　汪曾祺《人间草木》中描写了闻一多讲学场景 ：“闻先生的课可以抽烟。闻先生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很多昆明学校的学生慕名前来，“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纪录片还有一段感人至深的细节。1945年冬，郑天挺教授要回北平接收清华园，临行前他问闻一多有什么要代办的。闻一多说，“你看看我屋前那竹子还在不在。”

　　有人说，看了电影《无问西东》，虽然这是关于清华的故事，没想到，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西南联大这部分。

　　越是苦难，越见风骨。这部纪录片《西南联大》让人看到了“风骨”二字的真意。

　　在山河破碎、烽火硝烟的年代，有这样的一群有识之士，他们不畏枪林弹雨，不惧条件艰苦，凭着一身风骨，守护国家文脉。“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往圣之学”，那种浩然之气，那种铮铮铁骨，令人热泪盈眶。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提到西南联大时的老照片给自己的感动：“西南联大，一群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气宇轩昂地屹立于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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