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 评委徐晨亮：40年，我的40篇 · 与小说相遇的瞬间

　　徐晨亮，1979年生于天津，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2007年进入《小说月报》编辑部，2014年起担任执行主编。2018年起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当代》杂志编委。曾主持编选多种小说选本，有诗歌、评论发表。

　　选出以下40篇小说，并非依据个人阅读趣味，甚至也不是基于某种单一的价值尺度。这份名单更像一种提问：当代小说为何，又会通过哪些方式“影响”到我们？这40篇小说令人难以忘怀的理由不尽相同，其影响力也可按照辐射半径细分为对社会大众、对阅读群体、对写作者这三个层面。不难想象，只有在无重力、无摩擦的理想情境里，三种影响力才会以同心圆的形态依次排布，现实中它们必然是彼此分离又有所重叠的，其范围与相对位置也会随着时代而不断变化。

　　处于三者重叠部分，即同时对社会大众、阅读群体和写作者产生巨大影响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其他作品，有些曾构成社会话题，时过境迁之后却无法激发新一代读者的阅读热情；有些为读者津津乐道，但并没有替其他作家开辟出新的写作路径；有些已被某类阅读群体或同行视为经典，可是不为社会大众所熟知。将这些作品放进同一份名单，希望凸显的便是当代小说传播与评价过程中的参差多态。

　　当然，限于40篇的名额，最后时刻我又删去了一些作品。如果把曹文轩《草房子》、唐浩明《曾国藩》、杨绛《洗澡》、徐则臣《耶稣撒冷》、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甚至江南《九州·缥缈录》都列入其中，整个名单或许会呈现不同的格局。但即便再补充10篇或20篇，恐怕仍无法面面俱到。好在我已事先说明，这只是一次提问，而非给出答案。我的目的之一，便是质疑那种时刻挂在人们嘴边的线性化论述，即把当代小说的影响力变化轨迹描述为逐渐降落的直线，总是条件反射般重复，上世纪80年代文学造成的轰动效应只是历史特殊阶段的产物，无法复现，之后才是逐渐回归常态——这里所谓的“常态”，可能只是把今天整体文学格局向内收缩的局面“合理化”“自然化”的借口。

　　其实放在更大的视野里，我们所处的每一个当下，都只是历史的特殊阶段，目前的文学传播与评价体系也远非“常态”。我们仍需要一种打破现状的志向，只有这样，每一份回溯过往的清单，才能成为留个下一个时代的文学备忘录，提供丰富的可能性和更为开放的视野，借以寻找、辨认、想象未来十年、二十年内具有影响力的小说，会长成什么模样。

　　作家王安忆2013年在香港书展的一场讲演中提到，当代文学生态与评价体系近年来“发生了很多让人看不懂的变化”，需要认真反思。如果说，在上世纪80年代，“一个作家的写作价值”主要由文学批评家来评判，进入90年代后，价值坐标逐渐偏向于读者口碑与市场销量，而近些年，由于各类媒体的影响，文学的评价标准也变得随意起来。王安忆以亲历者身份做出的观察极具洞见。如今的媒体不只是被动的传播者，也是主动的参与者，或多或少左右着人们对于当代文学的想象。姑且不论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营销炒作手段，单单是媒体偏爱新鲜热辣话题的天性，就足以使得透过大众媒体呈现出来的当代文学，几乎变成哈哈镜里夸张变形的影像。

　　“小说的危机”便一直是媒体钟爱的话题之一，如同季节轮换时的伤风感冒，隔段时间便流行一阵。我们常能看到这样的论调：在影视传媒居于强势、网络书写已露峥嵘的今天，传统的文学阅读和小说创作已与时代脱节。还有人将“危机论”推演至极端，迫不及待地预言了中短篇小说的死亡，因为中短篇小说的主要传播渠道，即传统文学期刊，在这个数字化时代，据说已近日薄西山之境。不管是将小说的“危机”归咎于外力的冲击与环境的改变，还是批判当代写作者自身立场与姿态的“落伍”，甚或是针锋相对，辩护称当代小说正处于最好的时代，发言者似乎都未经反思地接受了同样的前提——小说无法直接证明自身的价值，小说的价值需要依据与“时代”的距离来度量。由此看来，许多关于当代小说的“微言”与“宏论”，或许与发言者对当代小说的评价并无直接关系，更多取决于他们对“时代”预先抱有怎样的定见。

　　作为以阅览文学期刊为职业的《小说月报》编辑，笔者观察当代小说的视域自然有所局限。对于以上种种“微言”与“宏论”，虽努力领会，仍不免略有保留。根据时下流行的说法，文学期刊也可视作“当代文学体制”的一部分，但这所谓的“体制”并不仅仅限于空间逐渐宽敞的书房、装帧日益精美的小说集或场面越发隆重的颁奖会，同时也在一个个具体而微的“阅读现场”，一位活生生的读者与一篇作品之间运作着。笔者更愿意回到这样的现场，去了解读者与作品相遇的时刻，究竟发生了什么。

　　活跃于清末民初的报人黄远庸曾在1915年提出，新的文学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这个说法被胡适看作是“文学革命的预言”。“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可以解读为文学不可脱离“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周作人《平民文学》）这一源头，也可略作引申，用“交涉”，即作品与“一般之人”如何发生关联的视角，去了解现当代小说的运作和流转。

　　几年来笔者一直尝试通过各种方式与《小说月报》的普通读者交流，倾听他们诉说自己与小说之间的“交涉”。《小说月报第13届百花奖入围作品集》的编后语中曾为这些“一般之人”画出一幅群像：

　　他们只是把阅读小说当作生活中的平常事体，不肯炫示人前；但遇逢同好，自有灼见分享。他们并没有批评家滔滔不绝的话语天分，但对作品的良莠，常能做出明快的裁断。他们从来无意成为某位小说家的“粉丝”，但对那位未曾谋面的写作者，又如老友般熟悉他或她略带口音的语调。碌碌俗世间，他们或许平凡，但绝不贫乏，心底自有一方水草丰美的所在；他们或许固执，但并非褊狭，总是愿意放开心胸，等待在某一个时刻，为一篇小说所击中、撼动。

　　阅读者用自己真实的声音诉说着被小说所“击中”或“撼动”的体验，有时没有华丽词藻，却是句句充满慧心，也许不过寥寥数语，然而字字发自肺腑。有一次某位朋友分享的亲身经历，让笔者也有被“击中”的感觉：“一次堵在高速上，百无聊赖中，发现旁边的货车司机在聚精会神地读一本杂志：小说月报。”在那位平凡的货车司机身上，重叠着众多小说读者的身影，而让他阅读的姿态显得特别的，则是画面的背景：道路的拥堵，使得生活的速度骤然变慢，前往某处的行程短暂休止……这个司空见惯的场景，也可能转化为一个契机，让习惯了高速运转的人们于难耐的“百无聊赖”之后，把眼光从远方的目标处暂时移开，返视自我，也张望他人——正是在这样的“休止”与“移开”、“返视”和“张望”中，我们与小说相遇了，小说冷静地将我们的生活撕开一道裂口，那是从现实世界中逃逸的出口，也是可以“聚精会神”沉浸其中的另一个世界的入口。

　　媒体所呈现的人们对于未来文学命运的焦虑，自有其原委，可是那些关于文学“危机”的想象，均低估了“人”的因素——正如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所言，所有对“我们为何阅读文学”的追问，答案可能五花八门，但最终可以归结于“人”，文学的创造与体验正是超越了具体时代的“人类之物种特征”（莱昂内尔·特里林：《文学体验导引》，余婉卉、张箭飞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第2页）。即使新的时代势如破竹般席卷而来，人们根深蒂固的情感反应方式并不会改变：在潮水般涌来的信息裹挟下，人们仍会感受到孤帆漂流于大海般的无力与惶恐；在高速运转的生活突然中断的时刻，人们仍无法摆脱无聊与厌烦；在“更快更高更强”的宏大叙事覆盖下，仍会有属于个人的微末情感无以言表；在每一个必须做出抉择与取舍的十字路口，人们仍会无所适从，不知身在何处——在这样无力、无聊、无以言表、无所适从的瞬间，人们还是会与文学、与小说不期而遇。

　　关于“时代”的话题，媒体酷爱引用狄更斯《双城记》的开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其实狄更斯对于他所处身的时代另有一个传神的比喻：Hard Times，这部小说的标题通常被翻译成《艰难时世》，不过也可以理解为“坚硬的时代”、“严酷的时代”。《艰难时世》的主角葛擂硬先生，是小说中“到处都是机器和高耸的烟囱”，连河水也被气味难闻的染料冲成深紫色的焦煤镇之主宰，也是那个“坚硬的时代”、“严酷的时代”之化身。小说开篇，马戏班小丑的女儿西丝，在葛擂硬的学校里失去了名姓，变成人们口中的“第二十号女生”。虽然从小与马戏班里的马儿相伴长大，她却因无法在课堂上按照葛擂硬先生的要求“给马下个定义”而惊慌失措。英国批评家利维斯独具慧眼，在《伟大的传统》一书的分析中，从小女孩一瞬间的“惊慌失措”中解读出现代小说特有的价值观与伦理学：“第二十号女生”出自本能的惊慌失措，源自她身上“无法根除的人性”，这让她不能理解把性情各异的人全部看作算术单元，把活生生的马定义为“四足动物。草食类。四十颗牙齿，其中二十四颗臼齿，四颗犬齿，十二颗门牙……”的那种时代精神。（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377—419页）从狄更斯生活的世界直至今天，专讲“事实”与“计算”的时代精神仍所向披靡，而一代又一代小说家都选择站在西丝这一边，反对以代数学的简化方式，像对待蚂蚁和机器零件一样“计算”、“操弄”个体，他们怀着对个体生命体验独特性与丰富性的兴趣，用小说的力量探索着人物内心不能被葛擂硬式定义所穷尽的一个个具体的瞬间。

　　对个体生命体验独特性与丰富性的兴趣，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之一。学者汪晖在《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一文中，对《阿Q正传》进行了重新解读（参见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第4—31页）。这一重读把目光放置于阿Q生命中若干看似无关紧要的片段，阿Q的挫败、发愣、忧愁与“忽忽不乐”，他源于生存本能的不满足和饥饿感，他的“似乎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无聊，以及押赴刑场途中突然萌生的灵魂被撕咬的痛楚，在这些一闪而过的“卑微的瞬间”，阿Q短暂地从“精神胜利法”营造的幻觉、编造的故事中醒来——就如同在高速公路上因为拥堵而中断、失序的状态下，人们从预先设定好的生活程序和被安排好扮演的角色中暂时挣脱出来一样——得以用身体“直觉”触碰自身的现实处境，寻回外在于历史、外在于秩序、外在于时代的真实存在感。

　　在生命中那些无力、无聊、无以言表、无所适从的瞬间，读者走向小说；而那些触动我们的当代小说，其叙事同样从一瞬间的迷茫、困惑、失控或犹豫中延展开来，从微小的裂口中探向时代之外。如果说庸常的写实小说总是试图论证作家自己对于时代的想象与虚构——“世界正是如此，现实不过如此”，那么真正从生命中的裂口出发去勘测人生、叩问人性的作品，所表达的或许只是“世界其实并非如此，现实可能不止如此”。在对中国当代小说的现状与未来做出任何价值判断之前，不妨还是回到阅读现场，回到与那些“并非如此”“不止如此”不期而遇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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