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产品是指门和教育单位所提供的产品，这种产品又称教育服务。教育这种产品，在消费上具有特殊性，即消费效用有直接效用与间接效用之分。

　　教育的直接消费效用，是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后知识、能力的增长，品行和价值观念的养成等，这属于教育的内部产出或内部效益。教育的间接消费效用，是指由于知识、能力的增长及良好的品行、价值观等内部产出，提高了受教育者的生产能力、创造能力和文明程度，使受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活动中获得更高的收入和地位，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谐。这种效应属于教育的外部产出或外部效益。

　　从直接消费看，教育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增加一个学生，边际成本不为零，会降低原有学生得到的教育服务水平，如平均受教师关注的程度会降低，生均校舍面积、图书、仪器等教育资源会减少。在技术上学校完全有能力将教育的消费者(如不付费者)排除在学校或教室之外。因此，教育的直接消费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

　　从间接消费看，教育具有部分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教育使受教育者个人获得更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这是受教育者的个人收益，他人不可分享，因而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教育能使社会经济更快增长、社会发展更加和谐，这是教育带来的社会经济利益，全体社会成员都可受益，对社会而言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也无法排除其他成员得到这种利益，因而没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所以，教育的间接消费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公共选择理论的权威布坎南，正是通过分析教育的间接消费特点，得出教育是准公共产品的结论。

　　从教育目的考察，无论是受教育者个人还是社会，接受或提供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教育的间接消费效用，即提高个人收入和社会地位，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在确定教育的产品属性时，应主要依据教育间接消费效用的特征。

　　也就是说，在理论上教育属于一种准公共产品，它兼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某些特征。但在现实生活中，根据教育类别和层次的不同，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又具有不同的属性特征。尤其是义务教育，它被确定为是一种公共产品，确切的说是制度安排使其成为公共产品的。在大部分国家里，义务教育都是一种制度性共有资源，即法律规定其有非排他性，但仍然具有竞争性。非义务教育则无可厚非的属于准公共产品，其消费存在着排他性。

　　首先，教育在效用上具有可分割性。教育不具有自然垄断的特性。教育产品可以在许多分散的学校和教学点提供，这些学校和教学点可以相对独立地开设、组织、运行。

　　其次，教育产品具有竞争性。教育的边际成本远大于零，它与平均成本基本相同。从教育产品消费的角度来看，随着受教育者的增加，必然会使成本增加，会产生拥挤性成本，导致参与消费的个人所享受的教育服务数量的减少、质量的降低，个人所获得的满足程度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

　　再次，教育产品在受益上具有排他性。人们通过选拔性的入学考试和收费等方式，可以很容易地达到人学上的排他目的。不交费就不让上学，这是很简单的易于做到的事情。

　　从教育产品的上述基本属性来看，教育产品由市场提供是完全可行的。正是由于教育具有上述基本属性，不少学者将教育列入私人产品的行列。美国财政学家哈维·S.罗森指出;教育主要是一种私人物品，它通过提高学生的涉世处事的能力，增加了他们的福利。在罗森看来，教育产品具有两个特性:

　　(1)消费上的竞争性，在教育机会有限的条件下，一部分人接受教育就会减少另一部分人相应的机会;

　　美国经济学家范里安坚持认为，教育就是私人产品，只不过考虑到其他方面的原因，由参与提供罢了。我国学者邱炳华指出:教育是一种具有私人性质的产品，接受教育的人可以从中得到相应的收益，因而也愿意付出相应的成本，从这点来看，教育可以由微观主体来提供的，需要接受教育的人们可以花钱购买这种服务。对教育产品来说，如果单纯地考虑资源的配置效率，可以完全不用参与教育的提供和生产;而如果考虑到公平等其他目的，则有必要参与教育的生产。目前一些教育产品由提供，是考虑其他方面的原因诸如公平、正义等。提供教育产品，并非改变教育产品的性质，只是作为产品生产主体之一提供了部分私人产品。霍尔和利伯曼指出:将产品区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晶是基于其特征，而不是基于哪个部门最终提供它们。从基本属性看，教育是私人产品，但是与纯粹的私人产品相比，它具有正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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