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均有人将“个人主义”视为政府的替代物，或将“个人主义”视为政府的敌人。但是，提出这些观点的人似乎没有看到，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还需要公共利益（public good）作为生活保障。政府是唯一可能的组织机制，使得公共利益中的无私（disinterest）层面（区别于代表某个特定团体的利益）为公民所共享。事实上，不少公共议题的关键指向应该是，我们到底需要何种形式的政府，以及，

　　1995年，加拿大作家、政治哲学家约翰·拉尔斯顿·索尔(John Ralston Saul)在梅西公民讲座中提出了“法团主义”（corporatism）这一概念，为有关个人和政府的公共讨论提供了新的思路。“法团主义”是指个体的职业及其与特殊团体所共享的利益，要优先于其对社会活动的参与。在中文语境下，部分已拥有阶级优势或者职位特权，而抗拒必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亦属于法团主义者。他们卸下作为公民的社会责任，对多数人的利益毫不关心。更进一步地，索尔指出，为私利提供最佳服务的私有部门（private sector）对于法团主义起着不可小觑的促进作用。在私有化的浪潮下，政府服务正落入私人手中。政府正在采用私有企业的标准和方法。至于个体，因为他们的专业、雇佣合同和普遍的合作氛围使他们不可能参与公共事务。

　　深入理解“法团主义”这一概念，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抵制公共讨论中的从众倾向和被动倾向。今天推送的第一部分论述了作为个体和政府之间的法团主义力量对现代政治的威胁，第二部分则为大家梳理了“法团主义”这一概念是如何被20世纪的西方社会科学界所讨论，从而一步步发展到今日的。

　　许多视政府为敌人的个体几乎只把焦点放在政府的官僚主义上。他们的看法是，官僚主义已经接管了一切。这是种完全合情合理的恐惧，包含着大量事实元素。但在那一层面上政府是官僚主义的，而官僚主义是敌人，所以政府即敌人攻击那个问题，将会错失重点，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事实上，这一纯粹的逻辑谬误，源于经典的中项不周延。相关逻辑漏洞百出，所以尽管它具有中世纪经院学者的风范，却会受到他们的抵制，因为它是抽象推理的低级样本。

　　对官僚们理论上的可疑意图忧心忡忡也并不特别管用。大部分官僚都将自己视为完全意义上的公务员，心中怀着善意。担心公共官僚体制尤其臃肿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的问题，也没有用处。20世纪见证了所有管理类型的大爆发。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的目标是造就各种各样的管理者。政府的管理者，这没错，但商业也由头重脚轻的官僚体制所把持。我要指出，如今，私有部门的管理问题的固定载荷要远远大于公共部门的。我要指出，私有部门在过去20年中一直无法复兴和彻底改造自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创造性，这是由一个管理的而非一个富于创造性的、以业主为基础的领导集团所导致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管理的上层结构的成本现在太过沉重，无法产生次级结构。管理者使经济负担过重。

　　因此，那些带头反对政府的人的看法社会将由较小的政府来振兴是幼稚的或不真诚的。责任将被简单地转给私有部门中同样（如果不是更加）懈怠的官僚机制。更有甚者，私有部门的官僚机制通过将公务员妖魔化，模糊了公民的合法性以及只有那种合法性才会导致的公共利益的重要性。人们因为对政府恨之入骨而变得如此困惑，以致忘记了它本应是他们的政府，是他们所购置的唯一强大的公共力量。

　　这正是使新保守主义和市场力量的论点显得如此无诚意的地方。它们在将公共部门妖魔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这已使许多公民转而反对他们自己的机制。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卷入不怎么考虑公民福利的事业之中。那是我们的福利。相反，公民被降格到了伏在市场王座脚下的弄臣的地位。

　　大卫休谟在这个论点的中心画下了一条简单的线：“最为确定的是，在很大程度上，人为利益所支配。”一直以来的趋势是：既减少那一限制条款“在很大程度上”，又在语境之外使用句子的其余部分，以便指出，公共利益是种虚构，私利必定当权。有人认为，为私利提供最佳服务的是市场。

　　然而，那并非休谟的真意。是的，他是对人类素质有点怀疑。而且他的确相信“在当时改变了西欧的商业的教化之力”。但他也曾寻找文明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限制私利的消极影响。正如他的传记的作者尼古拉斯菲利普森所指出的：

　　休谟的全部哲学，他的全部历史，都将指向这样的目标：教导男人和女人在普通生活中而非身后世界中寻找幸福，教导他们关注自身对其公民同胞的责任，而非对一个迷信的神明的责任。

　　如今，神明已为另一个名为市场的意识形态所取代。休谟也许一直欣赏商业。他不曾将它视为天神。

　　即使你在面对价值时接受市场理论家对休谟的解释，可为什么那就会鼓励公民为了私有部门而抛弃政府？毕竟，如果人为利益所支配，那么那些成功者就没有义务去担心生活在自己之下的各个阶层的99%的人。

　　亚当斯密非常清楚，如果情况允许，有钱人他称之为主人会如何依照自己的利益而行动：

　　无论时间、地点，主人们都会秘而不宣但持续一致地联合起来，付给劳动力低于其实际应得数目的工资。在所有地方，违背这种联盟都是最不受欢迎的行为，好似当着主人的邻居及同辈人的面羞辱他。实际上，我们很少听说这种联盟，因为它是事物的常规状态你也许会说是自然状态……有时主人们也会加入特殊的联盟，将劳工的工资压得甚至更低。这些行为的实施通常都伴随着最大限度的沉默不语和守口如瓶，直至完成的那一刻……

　　许许多多的其他法团主义者和市场理论家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都步履维艰。米哈伊尔迈诺伊雷斯科，阿尔弗雷多罗科，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对市场的宗教般的热爱，以及他们无法将政府视为正当的公民力量。也就是说，他们受能力所限，只会将人视为受利益驱动的存在，这使得他们不可能想象一种被称作公共利益的、被积极地加以组织的无私共享状态。

　　似乎工业革命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这种创伤仍在向外延伸，消灭着某些人的记忆。对于他们而言，现代历史始于一次大爆炸工业革命。这是种标准的意识形态方式一颗星星划过天际，一颗流星爆炸了，于是历史开始重新来过。

　　其结果是，你发现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之类的知名管理专家如今宣称：“保姆国家（编者注：指代施行过分监管政策的国家）是种彻头彻尾的失败。”

　　好吧，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保姆国家做了很多事，而且做得非常出色。确实，现在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这部分是由管理领导集团所造成的，部分也是由太长时间段中太多的渐进式变化所造成的。此外，没有人只经历过片面的保姆国家。让我们别夸大现实。

　　但只想摧毁一切而非思考如何修复或加固的行为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意识形态。那些怀着世界是在七日之内创造出来的奇迹幻想的人，或者，在这个例子中，那些怀着世界是从工业革命以后才创造出来的奇迹幻想的人，需要一种完全的断裂，以便明确肯定其模式。这种模式（无论该模式是以市场为中心的还是法团主义的）的核心是利益观念和对无私的否定。

　　我正在描述的并非是新问题。我提到过，但丁在13世纪末曾谴责佛罗伦萨的精英们“全都过于唯利是图”。1993年，行将退休的法国特勤局（the EGSE）局长向其聚集起来的特工们发表讲话。他说，他们所要应对的最危险的情况是“对所有形式的金钱的极端追求”和“精英集团的腐败”。他说“世界上很多地方的政治和经济统治阶层现在对待金钱的态度就仿佛它没有铜臭味似的”，以致清白者与罪犯混为一谈。可是，这段出自一位公职人员提醒你一下，这是在他上班的最后一天的极端得令人大吃一惊的言论却不是对一个只相信私利的社会的令人吃惊的描述。

　　可是，尽管法团主义将社会限制在私利的范围中，但它远非只做了这些。当我回顾法团主义的早期和近期定义时，我总是为我们接近那些意图的程度而感到不可思议。

　　首先，人们仍在将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和法团主义混为一谈；这种混淆本应使现代经济学家抓狂，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这三者以一种令人安适的、灵活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所有这三者都以利益为导向。人们现在认为它们与组织和资本有关。

　　记住，法团主义在19世纪后半叶的起源见于两件事对以公民为基础的民主政体的抵制和对以一种稳定的方式应对工业革命的渴望。这些最初的动机将演化为对一个稳定的、管理有方的等级社会的渴望。

　　再来听听埃米尔涂尔干是怎么说的。法人团体将会成为“国家的基础部门，成为基本的政治单位”。它们将“抹去公共与私有的差别，将民主政体的全体公民离析为不再有能力参加政治行动的分散的功能性群体”。通过法人团体，“科学合理性（将）达到其应有的地位，成为集体现实的创造者”。

　　这听上去完全是一派模糊不清的胡言乱语。但想一想我们的社会。当今的真正决策是如何做出的？通过专家群体与利益群体间的谈判。这些都是基本的政治单位。进入这些单位的是不断上升的公民、赢得责任的公民、成功的公民。公共与私有之间的差别何在？保持距离的概念正在消失。政府服务正落入私人手中。政府正在采用私有企业的标准和方法。至于个体，管理精英中的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的公民身份实际上遭到了阉割，因为他们的专业、他们的雇佣合同和普遍的合作氛围使他们不可能参与公共事务。

　　现在来听听20世纪20年代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法团主义运动的三个首要目标。这些目标是由那些进而成为法西斯经验之组成部分的人所建构的。

　　最后还有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他于1974年发表了一篇名为《还是法团主义的世纪吗？》）的论文。这引发了致力于他们所谓的“新法团主义”的整个学术产业的创造。他们共同启动了自1945年以来被知识分子所普遍抵制的法团主义的合法化进程。

　　“利益代表”一词是施密特理念的核心。他的写作依照的是“自由民主政体的侵蚀/瓦解”的假设。

　　施密特及其他人似乎假定，这种新法团主义将介入政府与私有部门间的交易。他们认为它也许类似于英国人在20世纪70年代的尝试。当时，工会、行业和政府坐下来试图解决问题。或者，这些辩护者怀着深深的误解或曲解提及了瑞典，在那里，这种尝试要成功得多。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不断分崩离析的专家和利益群体正变得越来越孤立，边界正在放开，这会使法团主义成为一种国际事务，在其中，政府和雇主正日益成为虚弱无力的玩家。

　　特别之处在于，世界各地的这一小股学术势力正在不停地辩论，一边是被他们视为一种独裁的“国家”法团主义的优点，另一边是因仅仅免除了公民的某些民主权利而受到其褒扬的“社会”法团主义的优点。他们似乎从不讨论，公民和民主政体失去权力是否是件好事。或者，民主政体是否已拥有的权力。

　　法团主义曾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基础而臭名昭著，但它并未随着法西斯的溃败而灰飞烟灭。本书作者提醒我们，我们仍生活在一个法团主义社会中，民主政体仅仅是其软装饰，合法性与专家或利益群体同在：在数以万计的公共和私有的法人团体中，我们作为一个顺从者而存在，卸下对社会的责任，跳入顺从者所喜爱的无意识状态，去拥抱每种意识形态都会提供的被动的必然性。

　　从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再到经济领域，索尔全方位勾勒了一种落入法团主义之手而不自知的文明：权力的语言如何被设计来阻止交流？个体的合法性怎样被否定和破坏？市场、技术、全球化和金融如何被牢牢掌握在管理阶层手中？技术官僚管理和技术官僚投机把我们拖入了怎样的危机？通过回答这些问题，索尔使我们对意识形态的操控保持警醒，并提供了一种抵制从众性、被动性和必然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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