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工作时，她和同事们也会开玩笑地说，“见到这么多钱，此生也没有遗憾了”，但随着时间推移，她们也不再把手里的红色钞票叫做“100块”，取而代之是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产品代号，或者“干了多少活儿”，“干了2车还是3车”。在外头花钱的时候，她也会不自觉地看一眼手里的钱。

　　20多岁当兵退伍时，刘超也曾在其他单位工作过一年，那时他身边都是西装革履的硕士，谈论的都是道琼斯指数等话题，那种感觉他并不喜欢。在父亲的劝说下，当时24岁的他来到了北钞工作，相比之下，这个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圈子让他感到亲切自在。而能来北钞工作，也更像是命中注定的归宿。

　　印钞人的自豪感与相对稳定的工作性质，是年轻人选择来北钞工作的主要原因。前些年，大多数是北京人、北钞职工的子女来北钞，尽管工资不算高，但至少不用为租房等生存问题担忧。而近些年，研究生、留学生则逐渐成为了北钞新员工的主流。在北钞工作的外地大学生，没有房子，公司便会提供宿舍。刘超的父母在过去几十年在北京二环内买了两套房，结婚生子后，他也基本没有为生活担忧过。曾几何时，他也有过离开北钞到外闯荡的想法，“但，真的想要离开，便不舍了。”

　　一切都不会再像父亲刘增和经历的年代那样了。1980年代，刘增和进入541厂（北钞的旧称），负责过印刷，也干过裁切工作。当时工资只有百十来块钱，每到领工资时，大家伙儿拿着工资条，排着队到会计那签字领钱，到手的全是10块、5块的钱。1987年，第四套人民币开始发行后，有了100元面额的人民币，对于工人们而言，几乎赶上一个月的工资了。“但我们在工作的时候，面对自己印的产品，大家从没有把它们与钱画上等号。”刘增和回忆起当年的场景，露出自豪的微笑。

　　在进入541厂前，刚刚从部队退伍的刘增和原本有许多选择，他刚开始被分配到了宣武区法院。他记得当时在北钞工作过的父亲对他说，“从541出来的人，对541一定是有感情的。”而他后来的人生也确实与这个厂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刘超记得，有一回父亲肋骨骨折了，医生叮嘱得休息三个月，结果他躺了一个礼拜就回去上班了，“他说他放心不下自己的工作。”

　　那时候541厂几乎是北京效益最好的国企之一，在人们物质生活还非常匮乏的情况下，厂里专门为员工在厂门口建了一座礼堂，刘增和还记得，每个周三，他们都能拿着免费的电影票看电影。厂里还有游泳池、篮球场，职工上班时，可以把孩子们送到厂里的托儿所。他记得那时候单位经常发放油、米和茶叶等福利，人们都还骑着自行车，往车座上一驮，总会听到街坊们羡慕的声音，“541厂又发福利啦。”

　　如今刘超的工作，更多是机械式的重复。有工人粗略地统计过，他们一天累计需要搬运的钞票重量约为2吨。那些看起来柔软的印钞纸一不留神，有时就在手上划出个小口子。工作虽然辛苦，但对于这个家里的第三代北钞职工来说，他乐此不疲，“我现在也会对我闺女说，你看这人民币可能还是爸爸印的呢。”日复一日，刘超在这里工作了7年。“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还会选择北钞。”

　　刘超进北钞的那一年，有一台机器老化，由他负责拆卸。后来与父亲聊天，他才知道，原来那台机器正是父亲安装的，“机器是他装的我拆的，新机器代替了老设备，我也算接了他的班。”这几年，移动支付越来越普及，北钞的员工们常常会被问到，这对他们是否有影响。厂里的许多年轻人已经习惯了掏手机支付；也有人对现金有深深的情感，即使到了国外旅游，也忍不住研究起国外钞票的特点。在北钞的26年里，刘增和见证了一代代人民币的更迭，至今他还在坚持使用着现金，每次买东西摸到现金时，他感到踏实。

　　在这里，三代甚至四代北钞人的家庭还有很多，一代又一代的北钞人传承并践行着“精印国家名片，诚做厚德之人”的理念，面对着时代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正在努力实现着新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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