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国家观念与国家认同”，侯旭东该论文的出发点，是针对日本学者谷川道雄的“豪族共同体理论”。侯旭东在解读大量北朝造像记之后，分析得出，民众并非生活于天高皇帝远的世外桃源，相反，为皇帝和国家祈福的现象，一度在造像记中相当普遍（占三四成），显示出民众对朝廷的高度关注。侯旭东认为，谷川对中古社会的理解，可能在过分夸大了豪族角色的同时，低估了朝廷的影响。

　　佛教起源于印度，从目前的史料记载来看，佛教传入中土当在两汉之际，后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得到晋孝武帝、后赵石勒、前秦苻坚等人的支持而发展。南北朝时期，佛教承继晋代的兴盛态势更趋高涨。其特点是：佛教寺庙大量增加，僧尼人数剧增，石窟开凿盛况空前；中外佛教交流活动更加频繁，天竺与西域僧侣来华与内地高僧西行求法都很活跃；佛教义学多有发挥，佛学师说林立，佛经译介数量大幅增加，等等。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政府官方的大力扶持，比如，宋文帝说：“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弘明集》卷一一《何尚之答宋帝赞扬佛教事》）；梁武帝萧衍宣布，道有九十六种，但“惟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他皆为“邪道”（《辨正论》卷八《梁武皇帝舍道敕文》）。

　　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南方蹈袭魏晋遗风，偏尚玄谈义理；北朝侧重实践，偏于宗教仪式，“以造塔像崇福田者为多”。雕塑佛像，一方面“专在功德利益之希冀”、“为国为家……逮及合邑”；另一方面，“美其华藻，玩其炳蔚，先悦其耳目，渐率以义方”（《弘明集》卷一《正诬论》），观者见佛像，入佛国世界。北朝重造像，盖本书所论乃北朝民众的佛教信仰。

　　相较博士论文，侯旭东大量增加了佛教流行北方的历史背景。正统史学认为，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民众滋生虚无的心态，于是寻求宗教的精神安慰。侯旭东根据所收集的1600多种造像记反映出的世俗祈愿，得出绝大多数是关于死者来世的幸福归宿，国家的兴盛，家庭的富足、幸福，家人的长寿，提到希望天下太平、四海宁晏、休兵偃甲的造像记仅58例。他认为，造像记并没有反映多少战乱的威胁，安宁并非可望不可即的愿望，大量出现“福钟皇家”“国祚绵延”等祷词，至少可以说北朝佛法的特征——福业的兴盛主要并非由战乱引起，而是表明了以皇帝为首的等级观念在中国社会的长期流行。

　　侯旭东揭示了宗教背后的政治力量，民众信仰的产生可能是自发的，兴衰则往往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中国佛教史有所谓“三武之厄”：第一次，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线年）；第二次，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公元574年）；第三次，唐武宗李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都与政治形势有关。前两次发生在北朝，正是不同集团对佛教的不同看法引发纷争，唐宋时期则是一种反复，在中国政治领域，佛教是一股重要的博弈势力。

　　本书继续强调“国家认同”，此外，还发展了“民众修持方式及其社会影响”。该书研究重视统计分析，时见各类图表与数据，比如，作者分别汇集了平民、官吏及僧尼主要造像题材所占的比例。不同信徒的崇奉情况一目了然。相比而言，释迦、弥勒盛行于官吏、僧尼中，观世音造像与崇拜风靡于僧尼、平民中，多宝造像与崇拜亦更盛于平民、僧尼中。弥勒是继释迦之后的“未来佛”，传说弥勒出世光明遍布，百姓丰衣足食，起义军常借弥勒的名义起事，因此弥勒崇拜遭到朝廷压制，却屡禁不绝。所以，侯旭东也认为，不能简单地把某种信仰的兴衰归结为朝廷作用的结果。中土传统的宇宙观、生死观、孝道、祭祀等，与佛教教义的融合，一般信徒与僧团的互动，都是推动佛教演变的重要力量。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