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去病陵墓封土上的各种石像，显然是为了配合营造“为冢象祁连山”景观的附属陈设物。这些散布的石马、石兽，与封土共同结合为“祁连山”，足以令任何一个参观者印象深刻。由此可见，“马踏匈奴”石像并非独立陈设的艺术品，而是一种巨型景观的组成部分。这种模拟景观的营造，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一直被延续

　　再来看看“马踏匈奴”石像。这尊石像目前被当地旅游部门建亭保护，并在周边辟出空地，其规划手法与今天常见的纪念广场无异。不过，“马踏匈奴”石像仅为现存于霍去病陵墓中的诸多石像之一。

　　据调查，霍去病陵墓现存石熊、石猪、石蛙等十余件。这些石像被排列于陵墓封土前的长廊，与博物馆陈列艺术品的形式极为类似。然而，这一摆放方式是经过后人挪动的结果，并非汉代的原貌。1914年，法国人谢阁兰在游历霍去病陵时拍摄了一组照片。照片显示，这些石像原本以极其散乱的形式摆放在陵墓封土上。1933年，马子云在调查霍去病陵墓石像时写道：“霍墓与各石雕，汉至明初，大约完整无损。以后至嘉靖年地震，墓上竖立之薄而高者，即倾倒墓下，厚而大者则仍在原处。”这表明，除了少数小型石刻因地震而滚落到封土下，其他石刻基本保持汉代树立时的原貌。

　　为何要在霍去病陵墓封土散乱放置动物石像？司马迁记述汉武帝“为（霍去病）冢象祁连山”，是理解摆放位置意义的关键。郑岩曾经注意到，汉代博山炉为了突出炉盖山峦的造型涵义，有意识地在炉盖上配饰各种动物形象。在这里，动物被认为营造“山峦”景观意象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一观点极具启发性，同样的景观造型手法在汉画像砖中也有体现。汉画像砖在镂刻山峦时，常常会在山间描绘人物、动物。结合博山炉、汉画像的山峦意象，霍去病陵墓封土上的各种石像，显然是为了配合营造“为冢象祁连山”景观的附属陈设物。这些散布的石马、石兽，与封土共同结合为“祁连山”，足以令任何一个参观者印象深刻。

　　由此可见，“马踏匈奴”石像并非独立陈设的艺术品，而是一种巨型景观的组成部分。它的意义，只有放置在与其他石像和陵墓封土共同营造的景观中才存在，绝非一种独立承担纪念主题的雕像。

　　在汉代，这种巨型模拟景观并非只有霍去病陵墓一项。汉武帝曾在长安城西南营建巨型人工湖泊——昆明池。西汉扬雄《羽猎赋》曾指出，昆明湖以银河的形象而存在。多部史籍提到，为配合营造这一景观，汉武帝在昆明湖两岸摆放牛郎和织女两座石像。非常幸运的是，这两座石像都完好地保留到今天，仍然矗立在昆明湖遗址。

　　汉武帝在营建建章宫时，还开凿另一座大型人工湖泊——太液池。《史记》记述，太液池模拟的是北海景观，湖中三座人工岛屿分别以北海三座仙岛蓬莱、方丈、瀛洲命名。《关辅记》记载，汉武帝还在太液池中放置一条长达三丈的“石鲸”。这条石鲸在上世纪50年代被发现，目前放置于陕西省博物馆正门前的水池中。

　　这种模拟景观的营造，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一直被延续。例如，古典园林中的水池与山石，就分别具有湖泊和山峦的意象。而这种模拟景观艺术发挥的极致，无疑是“盆景”。原本简单的一盆植物，当被放置陶人后，立刻具有景观的意象。盆景中的陶人作为整体景观的一部分而存在，脱离景观去讨论陶人，显然会偏离主题。

　　总之，秦始皇十二金人的功能是宫殿门前空间的装饰物，虽然带有一定纪念性，却大体附属于实用功能。霍去病陵墓的“马踏匈奴”石像，则是营造祁连山景观的组成部分，本身并不承载特定的纪念主题。如果说今天的纪念雕像是纪念空间的“主角”，那么秦汉时期的石像仅为配合景观的“配角”，不应将其拔高为独立承担纪念主题的物件。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本文根据东方讲坛·文化中国主题系列讲座速记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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