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真名王进文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笔名方晴，再到九十年代沿用至今的止庵，后浪不断推前浪。历经千帆、洗尽铅华之后，他退守为自由恬淡的笔耕者，正如他的名字“止庵”所诠释的那样。

　　尤其是当他咧嘴一乐时，坏点子就会抑不住地冒出来。他虽目光平视，心却俯视着；虽笑着说话，嘴角却总是上扬。有时候只不过懒得玩，他以为，这个世界总是“傻呵呵”的。

　　他的文字很是挑战读者的智力，就像他今年刚出版的小说集《喜剧作家》。三十年前的作品，轻轻一抖落，先是看看你等读者会作何反应，进而看看爬坡了几十年的小说家写得如何……

　　我能想象，当他眼角一眯时，似笑非笑的表情里总能露出一种隐匿已久的鬼怪的“坏”。“嘿嘿，试试水，方晴的虚构、止庵的非虚构，王进文是不是都具备？”这话是我替他说的。

　　从真名王进文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笔名方晴，再到九十年代沿用至今的止庵，后浪不断推前浪。他蜕变多次，把口腔科医生的唯美洁癖、报社编辑的新闻敏锐、外企医疗设备销售员的入世圆滑、出版社副总编的目光如炬混搭，有机地将它们凝聚于一身。历经千帆、洗尽铅华之后，他退守为自由恬淡的笔耕者，正如他的名字“止庵”所诠释的那样。

　　止庵，“止”取自于《庄子·德充符》中的“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惟止能止众止”，意在于时时告诫自己要清醒，不嚣张，悠着点；“庵”是其想象中读书的所在地——荒原之中的一间小草棚子。

　　最重要的是，他读了很多书，明白了很多道理，而最致命的是，他自带多重标准及范式，对己对人对物对事变得越来越苛刻。

　　快递的新书见了他会犯悚，只要书角不小心被擦碰一下，他便弃之重买；采访的记者见了他也会犯悚，若在哪篇文章访谈中表述不到位，多年后他依然会为此事一直“喋喋不休”……

　　但大家好像都还挺喜欢他，因为他“言之有物”且“言之有理”。《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张爱玲全集》《周作人自编集》《周作人译文全集》，在他的编辑下重新出版，煌煌巨著，熠熠生辉。《惜别》《周作人传》《神拳考》《樗下读庄》《插花地册子》等等二十余种著作，读之者爱嗜其文，不能释手。

　　现在，小说集也来了，被注为“三十年前的作品”以《喜剧作家》之名集结出版，其中收录了五篇于1985至1987年间写就的小说。显然，这五篇是经过认真挑选的。

　　止庵写小说！不能不说这是文坛的一个新闻爆点。很多评论文章一时之间“热闹”了起来，有人说这是“他与他的八十年代”，有人说这是“对八十年代小说史的一种补充”，有人说这是他的“致青春”，也有人说他的作品“富有现代性”……

　　《喜剧作家》，这一书名颇具喜感，在累得“苦哈哈”的当下确有其卖点。读者之中，我算比较关注的人之一，原因无它，止庵是我敬重的兄长师友。

　　集子第一篇是《姐儿俩》。文中，姐姐一直生活在“文革”结束后悔恨追忆的自我责备中，妹妹则心无挂碍，一头冲向美丽新世界。旧与新的碰撞冲突，尤如黑白二色参差胶着互相辉映。

　　尽管说的是“姐儿俩”，但除了他们，小说中还出现了第三个角色，那就是“我”。

　　“我”是谁？小说中性格不鲜明、形象不突出、指向不明确，貌似可有可无。后来止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年他父亲看完小说后就说“我”在其中的无意义，可他至今最满意的便是这个“我”。

　　我一行一行跟着止庵（应该是方晴）的脉络往下走，直至读毕，掩卷思之。“我”虽然被刻意地隐没在了舞台阴影处，一块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旦“我”却被安排得像线索一样随时出现，引领着故事往前发展。“我”是一个“支点”，稳住了小说整个架构。

　　得静下心来读，是这本小说最大的特点。从《姐儿俩》《走向》《墨西哥城之夜》《喜剧作家》到《世上的盐》，行文给人的感觉无一例外，都是浅浅的、淡淡的、静静的。没有太多高低起伏，不见抑扬顿挫，作为“慢小说”，像极了止庵的性格，内敛、慢热又闷骚。若放在电影系列里，当归“闷片”一类，一个长镜头可以摇上半天。

　　这些文字，与其说是止庵写就的，不如说是止庵借这些文字在表达自己的“独语”。如《喜剧作家》中的大段独白，“应该想起一些什么……整整半生……生活就是这样不断地使你失去失去失去……也许只是茫然一片茫然……最后把你掏空……在你的一生中究竟有过什么……你把这件事想得太深了……空旷多么空旷……”

　　这种心理活动在小说中大量出现。各种省略号休止符或是没有标点的段落，把控着小说的节奏，就像报刊杂志排版中的以文代图，旨在于营造画面的伸缩平衡和阅读的呼吸空间。

　　此处，止庵是导演。各种角色化为载体，齐齐听命于小说之外那只“无形的手”，“每个人物思绪的速度都不一样，剧作家思绪比较慢，缓慢而形象，他儿子比他要快，最快的是那个女大学生，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不同……”他像一名外科医生，尽情地挥舞着手里的的柳叶刀，让角色以既定的动作跳舞。

　　这些角色所要承载的，是尼采、萨特、弗洛伊德甚至杰克·伦敦，他们对止庵成长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哪怕有时候这影响显得“半生不熟”。

　　小说中，不仅有自我救赎、情感出轨、婚姻死亡，还有一些当时那个年代的时髦元素，迪厅里的尽情摇摆和作为舶来品的西式餐饮。说“前卫”也好，说“现代性”也罢，“它是那个年代的一些真实想法和感受，如果不是当时写下来就没有了。”

　　《走向》中，一个人在城里，在胡同里漫步的段落，是止庵自己的经历。每天傍晚他都会这么漫无边际地行走着，望着楼房里渐渐亮起的灯火，猜想每个家庭里边的故事。“这是真实的东西。但是它的意义仅限于真实而已。”

　　“真实”，是一个价值判断吗？是的。《姐儿俩》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止庵的小说写作划上了休止符，当时时的他年仅28岁。除了《走向》，其它篇章都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过，《喜剧作家》为他赚到的稿费足有700元，当时可算是大数目，但是“却没有什么反响”——这或许是止庵一直耿耿于怀的原因所在。

　　三十年来，止庵没有再写小说，却熟读了大量的中外小说（他曾为出版社当翻译小说的第一读者或审读员），然而现在，他想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小说是否还活着”。说白了，他是在为自己做一个试验——不知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止庵在回望年轻的方晴时，是否还好？

　　此前，我曾不自量力地写过止庵，自顾自地放在了自己的书里。待邮件寄走后再翻看，却不自在地冒出一身冷汗。他的“严苛”，在圈内是出了名的。我简直是“没事找事”主动上前冒犯。几天后，他在微博上晒了新收到的《书人•书事》，说道：“推荐一本好玩的书。我自己不会写人也不会写事，很羡慕人家写得精彩，又有意思。”这让我又冒出一身冷汗。

　　很庆幸，我的文字逃过了“恶评”。可老毛依旧病未改，2014年，止庵借以怀念母亲的作品《惜别》出版，全书极尽克制平静，但我却看出了地动山摇，于是忍不住又写了一篇读后。我写道，“学者、作家、书评人……知道止庵有很多头衔，却不知道，他最本质的身份是孝子”。

　　其中，最击中我的那句话是“父亲去世，我的人生第一幕结束了；母亲去世，我的人生第二幕结束了；那么现在是第三幕，也就是最后一幕了”，闻之凄切。

　　如今，在“第三幕”的人生里，止庵似乎过得更加随心所欲。他谈到，“好多人看我写的《惜别》《周作人传》，觉得文字质朴无华，我出小说也是想说明自己原本有这个语言能力。”

　　在文学写作中，他佩服克制力、穿透力和想象力，这几种能力在小说中可以按图索骥。在他眼里，虚构和非虚构是两码事，虚构是一种能力，而非虚构是一种训练。他想把相同的事，干得不同。

　　他曾经严肃地对我说过，日后选取写作对象时，需慎重，要以一个既定的标准框定范围——那是在深圳的一个冬日中午发生的一场谈话，当时的我俩正面对面地坐在酒店的自助餐厅内。当时的我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一位老师的。

　　2015年深圳“十大好书”评选结束后，我一时兴起写了“评委脸谱”。他阅后说，“要三言两语就描绘出脸谱，得既调侃又犀利，因为那样才好玩”。我默默点头，接着2016年，我继续“评委脸谱”，我写道：

　　“评书现场被多次点名的评委中，止庵老师算一个，因为‘不好好听讲’。这为一向儒雅的止庵老师抹上了一丝丝可爱的亮色。可是，‘坏小子’自有其‘不听讲’的资本，他曾经说过，我觉得有两个词特别可怕：一个‘想必如此’，一个‘理所当然’。这个世界说话的人太多了，应该少说，如果要说，就应该说些像话的话！’这句话的真谛，这次亲身领教了……”

　　我一直“冒犯”地拿很多人当自己非虚构写作的训练对象，包括止庵；也总说一些“不像话”的话，还乐此不疲。

　　读了《喜剧作家》，禁不住跟身边人说：嘿，有二三十年代小说的味道。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从里边看到了张恨水和张爱玲的痕迹——坊间甚至有书评说闻到了杨绛的气息。

　　如果愣要从这五部小说中探讨出什么意义或隐喻的话，我只能将其解读为一种“历史的虚无”和“彼时的存在”。有时候，“无意义”比有意义显得更为强大久远。就像他说的，卡夫卡写“有”，帕维奇、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写“无”。

　　有和无，其实都不重要。我更关心的，是一个人该有怎样的勇气、心气和底气，才敢把二十多岁时的“青葱”之作不加掩饰地素面示人？尤其是当处在一个喧哗虚热，不愿回首却善于忘却的年代。

　　说实话，我其实并没有发言权。“外行需要时间和精力变成内行，才能发言，假充内行，或没话找话，真的内行一眼就看穿了”——这是止庵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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