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历史的观察者、搜集者后，崔永元不再愤怒于时代。企业家群体的介入，能为他的口述史项目带来什么?

　　3月13日晚上的北京西藏大厦二层,柳传志、胡葆森、刘永好俞敏洪、冯军、周晓光等大牌企业家云集，在座的还有中国红十字会党支部书记王志、央视主持人敬一丹。他们都是客，主人是崔永元。

　　“小崔”，刚刚跟中国最富有，也最富盛名的一个群体商定，以他们作为资助者和采访对象，在未来三四年内，完成他的宏大的口述历史计划中的商业史环节。这天晚上的活动，就是中国企业家口述历史项目启动仪式。崔永元计划跟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合作，用三到四年的时间，投入1000多万元，采访200多位企业家、相关专家学者及政策推动者。

　　“崔永元先生用一己之力，用民间之力来做这么件重大的事情，真是让人敬佩不已。”柳传志说。他给崔的团队捐过整整一屋子的联想器材，做素材数据化之用。

　　也有不同看法。“现在你让我去做新东方历史的陈述，还真有点难度。”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说，“我现在给别的企业家或者学生讲的时候，讲的都是冠冕堂皇的部分，虽然没有崇高化自己，但是掩饰的东西一定有。倒不是我背后做了多么卑鄙的事，但肯定有一些事情是你现在所不能讲、不敢讲的原因。”

　　崔永元的招数是每十年采访俞敏洪一次，等待那个他敢讲的时机。“其实咱还不说敢讲不敢讲，假定你100%敢讲，研究历史的人也不敢100%相信，因为记忆有误差。这正是口述历史的魅力所在。”

　　“我们现在不知道唐朝人怎么说话，考证不出来。但我们在做的字字对应的校对，会对以后做语音研究的人特别有帮助。就算采访俞敏洪先生你一句话不说，作为语音学的教材也是有意义的。”

　　在这场交流的最后，崔永元揭秘了特别的启动仪式：“两小时之前，我们已经启动了。每一位企业家的一言一行，都有影像记录。到2031年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看见，柳传志先生20年前长什么样，俞敏洪先生为什么说我不说实话，冯军为什么莫名其妙地谈到了长征。这都是口述历史学者研究的对象。”

　　但哪怕欢腾之中，哪怕是在被盛赞的时候，小崔也神情清冷，仿佛置身事外。全部在场者中，他有最深重的眼袋。

　　“我们这一代曾经都有理想，但有的消退，有的变质，有的消失了，只有他还是理想的钉子户。”中美电影节主席沈群说，“他一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艰难地行走，到今天还有十分严重的、无药可治的失眠纠缠着他。”

　　但是，仍被失眠纠缠的崔永元变平和了。见到曾因电影《手机》而相互交恶的导演冯小刚，崔永元像一如既往的熟人一样主动打招呼说，我看了你的《集结号》了，我弄了一个电影博物馆，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那里?冯小刚就把自己很喜欢的一把导演椅送给了他。2010年底，他又专门在主持人朱军的招牌节目上，为早年影射某主持人对老艺术家不尊重对朱军造成的伤害道歉。

　　“这些事不一定是我承认错误，只是我摆这么一个姿态：别没完没了了，既然谁也说不清楚，干脆先画上句号。等到七十岁都退休了，打门球的时候我们再聊。别因为这些事耽误正事，现在正事太多了。”

　　以2005年为界，现在的崔永元，跟早前留给公众的印象差异太大。曾经的电视主持人小崔，以对社会的犀利问责著称，既抨击社会，也抨击同行，甚至连对朋友也要求苛刻。2002年他患病，把《实话实说》托付给跟他一起长大的好友海啸做制片人，但后来因为觉得海啸不按自己的理念做节目，一度拒绝跟海啸来往。他曾被媒体诊断为“病人”，既是说他的抑郁症，也是说他的心态。

　　“(他进央视)以前是很和善的一个人，说话一点也不刻薄。”制片人陈晓卿说。童线年认识崔永元，觉得他有同情心、正义感、幽默感，“对路子”。两人成为好友。

　　当时，崔永元身上的责任感与完美主义还没有转成对社会的抱怨。1986年，郑渊洁组织了一个外地盲童来北京旅游的夏令营，崔永元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前去报道。晚上，孩子们驻扎在北京顺义的一个废旧兵营里，条件简陋，老鼠成群。为防老鼠偷吃孩子们第二天的食物，崔主动要求彻夜看守。“反正我也睡不着。”崔打趣说。他圆睁双眼，一宿未眠。

　　崔永元在1996年正式进入中央电视台成为《实话实说》栏目的主持后，开始展露与周遭的格格不入。“他是这个行业为数不多的独立思考，头脑冷静，对体制不趋炎附势的人。”陈晓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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