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岁的张朝荣很忙，微信运动记录着他每天巡走校园达1万多步。现任十堰外国语学校董事长的他，很享受教育工作者的这个身份，而他更为人熟知的“角色”其实是交通人。

　　上世纪90年代，他开辟温州“2”字头公交，后因“鹿运事件”引发全国关注。

　　2003年，他转战湖北十堰，买断当地公交所有权，成为国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然而未行多远，事业又遭搁浅。

　　日前，这位充满传奇又备受争议的企业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回首跌宕起伏的创业之路，张朝荣淡然地说，作为改革开放的一名实践者，我从不认为自己失败过。

　　在这之前，我供职于浙江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16岁进去做学徒，后来当上技术员，又去工农兵大学进修了几年，出来成了一个土工程师，主要负责工程、设备安装，前后干了18年。

　　1983年下半年，因为企业改制，我被“下放”到温州分公司。回来后发现，单位的活儿并不多。我觉得没劲，不想混日子，就停薪留职，跳出来自己干了。

　　说实话，我在省里学的那点东西，在温州还是比较吃香的。人家觉得我是省里下来的专家，开出1万元年薪聘请我。我想，虽比上班工资高点，但也有限，就没有答应。

　　那个年代，机械设备是很短缺的，大多从美国、日本进口。进一个设备要等三四年，还不一定买得到。有个化工厂领导听说我做设备的技术不错，找过来让我造一个螺旋滚动结晶设备，加工费2万元。

　　我心想，这顶上好几年工资了！那时候胆子也大，虽然从没见过这种设备，找人把日文图纸翻译成中文，就开始动手做。

　　折腾三个月，搞成功了。可气人的是，他们说精密度没有达到3丝（1毫米=100丝），费用不给结。我说这样子，你们在国内找同样的设备，如果能刨出3丝，这个钱我就不要了。要是精密度比我的差，那费用加倍。

　　双方签了字，就跑出去看。在上海第七染料厂，我看到日本进口的同类设备，精密度只能达到8丝到10丝。就这样，让我多赚了2万元。

　　我当时一门心思想赚钱，可以连续工作36个小时不睡觉。当然，我赚钱不是为了享乐，而是看准了一个行业，想做投资。这是后话了。

　　有一次，我接了个活儿，给化工厂造日本风机，每台给15000元加工费。半年时间，我就赚了30多万元。

　　在当时来讲，这真是一笔巨款啊！钱拿回家，心里还直发抖，怕被人告发，说我投机倒把。这钱呢，都是10元（面值）的，一捆一捆没地方放，枕头下、蜂窝里、高帮套鞋里，全都塞满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菲亚特作为第一代出租车，在温州大受欢迎。

　　1985年的一天，我在五马街道办事处大院内，看到一辆外形超小的汽车。问了一圈才知道，这车叫菲亚特。

　　当时，我已经创办胜利客运站（后改名“五马出租车公司”），从上海买了20台俗称“跳蚤”的三轮摩托车搞运输，再有一些是别人挂靠在我这里，收点管理费。

　　你知道我为什么对运输情有独钟吗？因为我在杭州的时候，看到出租车和长途车的生意都很好。可温州没有出租车，只有“跳蚤”，出行很不方便。

　　早年温州路小巷子多，最宽处也只够两辆小车并排通过。当我看到菲亚特，眼前一亮，这个车可以当温州的出租车！

　　我一看是轮胎瘪了，就找人来修。“老师头”看了一眼说：“朝荣，这轮胎跟跳蚤一样大啊？！”

　　听他这么一说，我立马去拆了一个过来，果真一模一样。轮胎一换上去，“老师头”叹了口气说：“哎呀！汽缸床怎么也冲掉了，这东西买都买不到啊！”

　　我脑子灵光，想了个土办法，用牛板纸包上锡箔当密封圈。没想装上之后，车子竟发动起来了。

　　我虽会开车，却没有驾照，就趁着晚上时间，把信河街七十二条半的巷子开了个遍。你还别说，这车开起来比乱蹦跶的“跳蚤”稳多了，而且简直就是为温州街道量身定制的一样，只有半条巷子开不进去。

　　很快，我就跑到上海买了9台菲亚特，每台9000多元。从那以后，温州的大街小巷开始出现菲亚特的影子。人们坐车，习惯称作“乘飞蝴蝶”。

　　到1987年，我已经有十几台车，后来增加到60台。挂靠到我这里的车更多，每个月交70元管理费。

　　司机戴着墨镜和白手套，把车停在老南站。客人过来问：“这车怎么坐啊？”我知道问的是价格，故意开玩笑说：“门打开坐进去，到家门口下车，车费5元。”

　　我定的这个价格，无形中成了温州出租车的“起步价”，很长时间都没有变过，大家称之为“五块头”。后来，政府部门才统一定价，变成四公里内6元。

　　菲亚特在温州大受欢迎，让很多人跟风购买。最火爆的时候，全国7000辆菲亚特，有4000来辆在温州，价格涨到三四万元一台，仍供不应求。

　　《喂，菲亚特》播出后，陈宝国出名了，我也跟着出名。大家都说，天上飞的王均瑶，地上跑的张朝荣

　　（1994年，20集电视连续剧《喂，菲亚特》开播，一下子火遍大江南北）。

　　当年陈宝国还没什么名气。电视剧开拍前，他过来找我聊，问平时你们是怎么工作的？温州有什么风俗习惯？后来，（摄制方）也在我们公司取景，好多驾驶员还当了群众演员。

　　这部电视剧很写实，也加入了感情戏，播出后大受欢迎。电视剧播完，陈宝国出名了，我也跟着出名。大家都说，天上飞的王均瑶，地上跑的张朝荣。

　　最有意思的一次，我跟我妹夫去坐长途车，遇到他相熟的司机，说“你们老板朝荣我很熟啊，昨天还在一起喝酒”。

　　当时气氛是蛮尴尬的，不过这件事说明，我真的出名了。只可惜，菲亚特很快就走下坡路。

　　1994年10月，市里发文，要求在1996年12月份前，对市区的菲亚特126P型轿车分期分批次淘汰。

　　这个政策是学上海的，没有到期的菲亚特可以报废，把档案转到其他地方上牌。当时一个营运证已经很值钱了，我想这肯定是个大商机。

　　那年，我从回收公司回购了200辆旧车，又买来各种配件，修好之后再重新喷漆，出来就跟新的一样。

　　我先是跟安徽黄山那边对接上了，用大货车把菲亚特运过去。那天刚好下暴雪，前面的车子过去了，我们后面的车被困在了山里。

　　眼看着雪越下越大，不走的话肯定会被冻死。我们只好把车扔在那里，踏着雪往前走，不知道走了多久，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但又不能停下来，停下就是等死。后来，是公安把我们救了出去。

　　经过一番折腾，200台车终于全部运到了黄山，谁知没过多久，那里的政策变了，通通不给上牌。

　　真的愁死人啊！我到处打听，才打听到广东阳江那里还可以做（上牌），于是拼命把车拉过去。谁知过去了，又不给搞，所有的车变得分文不值，只好扔在那里不要了。

　　我没想到会在菲亚特身上栽个大跟头。当时很多人劝我说，别再折腾啦！我是爱折腾，但也不是瞎折腾。

　　菲亚特进来温州之后，我几乎同时创办了驾校。当时培训费3000多元，七七八八加起来，总的要5000元。因为教练车少，一台车带8个学员。我看生意这么好，就在温大搞了个培训基地，给大学生打折，一台教练车带16个学生，但还是“供不应求”。

　　1992年，我成立了鹿城运输总公司，经营短途和长途客运。当时，迫于姓“资”姓“社”的压力，公司挂靠在了鹿城区公交委下面，戴上了所谓的“红帽子”。

　　[“红帽子”企业是指由私人资本投资设立，而又以公有制企业(包括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名义进行注册登记的企业，或是挂靠在公有制企业之下的企业]。

　　我记得，那时候国营公交只有几条线路，十几台车。我们公司第一批就买了60多台中巴，把他们的风头给比了下去。

　　我们起来之后，公交公司也去买车，开了101路线路。有人就问我，人家是101路，你为什么不是201路呢？

　　我那时候是区人大代表，开两会的时候，还趁机打了个广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免费乘坐201、202（大笑）。

　　我们的出现，让公交公司有了压力，那几年两方“掐架”掐得厉害。在双屿停靠站，我们派专人盯着。他们的车一来，我们就抢先发车，一路上抢客源。不过，我们毕竟是民营企业，先天不足，最后只能处处挨打。

　　1995年3月16日，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日子。那天，鹿城公交委在事先未与我这个公司法人及大股东商量的情况下，召开股东大会。到场的股东连我在内仅7人，不到总数的20%。会议罢免了我在公司的职务和资格，还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非股东以原始股大于50%的股值入股，以达到控制权。我当场表示反对，并提前退席。第二天，我就收到了“罢免通知书”。

　　我心有不甘，到处去申冤，却接连碰壁，无奈之下求助《中华工商时报》。他们在头版发表《“红帽子”戴出麻烦来了》，又接连登了8篇跟踪报道，在全国范围引起关注。

　　1999年12月底，我终于摘掉了“红帽子”，领回失去近5年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重新当上了董事长。

　　（“鹿运事件”后国内掀起了摘“红帽子”之风，对民营企业明晰产权，回归本来面目起到推动作用）。

　　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个事情，我有两个非常大的感触，一是在法治社会进程中，会涌现许多新问题、新矛盾，需要不断对法律进行修改和完善；还有就是，多元化经营的企业抗压能力是最强的，因为这个倒了，那个会起来。要不是这样，一个“鹿运事件”就足以把我击垮。

　　因是全国首例，当时非常轰动，连央视《新闻联播》都播了，没想到结局会是这样

　　我这人很少出远门，2002年市里组织考察，第一次去了十堰。那里交通很不方便，吃的东西又辣，就连豆腐乳都是辣的。当时我想，以后再也不会来了！回到温州才半个多月，十堰市长带队来招商了，让我去投资。我开玩笑说，把十堰公交给我搞算了！

　　又过了不久，朋友在十堰投资的酒店开业，我过去捧场。中午吃完饭开座谈会，十堰市领导又动员我，说要公交也行，长途车也行，只要你愿意来。

　　我想这人生地不熟的，还是算了吧。没想到，他们又跟踪追击，来温州对我的企业考察后，非要拉着我走。这样，我才答应了下来。

　　当时，十堰的公交非常破烂，企业连年亏损。然而，公交改制的消息一传开，工人们就罢工了，可能是担心身份问题。

　　2003年3月，我和十堰市政府签订《股权协议书》，公交公司由事业单位变成企业。十堰市因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公交事业全盘民营化的城市，而我也成为全国第一个买断地级市公交所有资产的企业家。

　　4月，十堰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揭牌，第一批全新的空调车上路运营，票价1元。因为是全国首例，当时非常轰动，连央视《新闻联播》都播了。后来，我还被评为“中国企业改革十大新闻人物”。

　　说实话，公交是微利行业，我做这个事情，不完全是为了赚钱。特别是前几年，我投入很大，总共换了308台车，对站廊重新改造，还推出公交IC卡，让利2000万元给市民免费乘坐。

　　我接手之后，十堰的公交面貌可以说是焕然一新，市民乘坐舒适度大大提高。更加可喜的是，头两年公司都实现了盈利。根据协议，我每年向政府上缴线万元。但是，政府“淘汰原有中巴车”的承诺没有到位，出现中巴与公交抢生意的情形。

　　后来油价暴涨，从2.6元涨到5元多，公司年成本一下子增加了6000多万元，再加上社会义务成本增多、政府承诺的补贴和服务不到位，使企业陷入了困境。

　　（2008年4月15日，十堰市发生“公交民营化”以来的第4次集体罢运事件）。

　　那天，在事先没有告知的情况下，由十堰市政府副秘书长担任书记的公交公司“临时党委”，接管了公司财产、冻结企业账户。

　　对于这个结果，我没有想到，也很气愤，又走上了漫长的维权之路。十堰自然是待不下去了，一气之下，我去了德国做贸易。

　　说起办学，其实是无心插柳。2004年，为了解决公交公司员工子女的就学问题，我收购了国有十堰英华学校，改为全日制民办寄宿十堰外国语学校。

　　做教育跟做公交是一样的，不能想着赚大钱。办学之初，全校只有300多名学生。前面六年，年年亏损，但我没有放弃。后来有了点小盈利，我几乎都投到了硬件设施改善和师资队伍壮大上面。坚持下来之后，学校的名气慢慢打出来了。

　　2008年我去德国之前，专门请了一个校长来打理学校。平时我很少过问，一年顶多回来一两次。

　　2013年底，十堰市的一位领导给我打电话说：“老张，你还不回来啊！再不回来，学校就不是你的了！”

　　我当时在国外生意做得挺好，但心里始终憋着一口气。因为我来十堰，代表的是温州人的形象。我做得好好的，有人却故意说我“坏”。所以，我必须回来，用行动证明给别人看，我张朝荣到底是一个实干家，还是在瞎搞？

　　这几年，我把全部的精力、财力都放在办学上，学校发展也很快，目前可以说是十堰最好的学校了。

　　去年，投资5.5亿、占地187亩的郧阳校区正式开学。现在两个校区加起来，学生人数有6600人，教职工700多人，重点高中上线率年年第一。

　　能做到现在这样，确实挺不容易。改革开放40年，像我这样的创业者，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那群人，一下子被打下去，一下子又冒上来。我想，创业本就如此，有谁能够永远都一帆风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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